《伦敦雾》：雾霾如何进入了英国文化史

  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它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

  当地时间2015年11月2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桥笼罩在清晨的浓雾之中。

  前几天，东北多个城市PM2.5超过1000让世界震惊。“雾霾”慢慢的变成了很多中国人日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了。当我们讨论中国日益严重的雾霾现象时，也时常将之跟历史上的英国伦敦雾霾作比较，毕竟后者时常出现在历史、文学、影视作品中。如今讨论伦敦雾霾，也可以从文化史角度来研究。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Christine Corto）最近为伦敦雾霾史写了本“传记”《伦敦雾》（London Fog），她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另辟蹊径：在梳理伦敦污染史和抗霾史的同时，更将社会历史和丰富的古怪轶闻结合起来。尽管伦敦早已甩掉了“雾都”的帽子，但雾霾不仅悄悄潜入了英国人的家里和身体里，也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如果雾霾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正如狄更斯著名的《荒凉山庄》里一样它同样也是文化想象中无处不在的元素。

  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的《伦敦雾》（London Fog）

  17世纪的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哀叹伦敦的“恶臭和阴暗”，建议将城里所有制造浓烟的工业设施都搬出去，用散发扑鼻香味的花朵与优雅的树篱环绕伦敦。18世纪，作曲家约瑟夫海顿发现伦敦的雾霾已经重到“可以将它撒在面包上”。但是直到1830年代，伦敦人口超过200万时，伦敦雾霾才成为著名的地狱般“黄色浓雾”。

  以往，伦敦11月初就开始的湿冷冬雾让希思罗机场航班被迫取消，然而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又称“豌豆汤”雾）却是另一番景象，受家庭和工业燃煤烟尘的污染，人们咳出的唾液都是黑色的。成千上万的烟囱制造了城市浓浓的黑烟。到1840年代，“大烟雾”迅速变成“大窒息”，伦敦慢慢地被浓雾环绕。

  1853年，《》写道，伦敦雾霾“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1921年，伦敦每立方英寸样本的空气中含有34万煤烟颗粒。1952年著名的“伦敦雾霾事件”，情况严重到原定在沙德勒之井（Sadlers Wells）剧院上演的歌剧《茶花女》被迫取消，因为雾霾渗入了剧院内部，没人能看清舞台。

  治霾的困难在于，雾霾不同于污水，不属于重大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之列虽然曾有人建议用管道将新鲜空气从农村输送到伦敦。而政府的监管却出现两难，出台政策禁止燃煤意味着立法者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支柱“自由市场”和“私人财产”对立了起来。工厂有权购买最便宜、烟雾最多的煤，居民也有权使用炉火，政府担心得罪强大的实业家，所以任何正确的抗霾立法措施都注定失败。

  “雾霾是无形的。”科顿指出，“所以它能够最终靠多种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例如，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

  尽管1952年出现“杀人大雾”，1.2万民众死亡，政府仍然没有立刻觉醒。保守的房屋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仍然对公众的期待多有抱怨，并建议成立委员会：“我们没办法做很多，但是我们似乎很忙现在才成功了一半。”直到1956年，固执的下议员杰拉德纳巴罗(Gerald Nabarro)才努力令《空气清洁法案》得以通过。对此，《经济学人》评价道，这是一本丰富且层次多元的著作，揭露了雾霾的政治含义。

  当然，雾霾并不仅仅涉及公共健康问题。在插图的帮助下，科顿生动地描述了雾霾带来的一系列混乱行人摸索前进、交通拥堵、车祸、犯罪和醉酒飙升。此外，她还敏锐地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1870年代出售的防雾护目镜。更重要的是，雾霾渗透进了英国文化氛围中，影响延续至今。

  “伦敦城多雾的一天，”弗雷德阿斯泰尔在1937年音乐剧《少女落难》中低声吟唱，他若无其事地吸着雪茄，穿过森林，在好莱坞烟雾机的效果下，一半的舞台烟雾缭绕。

  美国作曲家格什温的歌词也召唤出伦敦的昔日光景，“伸手不见五指，低沉的马蹄声踩在鹅卵石上。”1857年，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对伦敦的油腻天气有着精妙描述：“泥土的幽灵，死去泥土的精神中介”。

  小说家从雾霾中看到了各种可能性，文坛大家如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及大量迷人却被遗忘的通俗文学，都通过“隐喻的雾”来表达道德、心理和社会解体。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使用雾霭弥漫的形象和隐喻，创造出充满威胁的感觉，逐渐揭示出善良的杰克尔博士的另一个邪恶人格所作出的神秘行为。在生活中，史蒂文斯是个温和的人，毕生都受呼吸道疾病困扰。他说自己深沉的抑郁感“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棕褐的色调”，这也正是邪恶的海德身上披挂的“巧克力色的尸衣”。

  安娜麦克斯韦尔马丁在《荒凉山庄》中的演出。

  与他相反，狄更斯陶醉在雾霾之中，赋予它个性。尤其是在《荒凉山庄》中，狄更斯把它描述为一种恶毒而滑动着的存在和力量，用雾来象征法律无尽的残酷和复杂所带来的神秘性。在其最后一部完整长篇《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他用雾来隐喻因金钱欲望导致的道德腐败。

  亨利詹姆斯则为雾霾赋予了社会意义，在他笔下的工人阶级场景中，总是缭绕着阴冷的雾霭。此外，他还用雾作为一种隐喻来探索《一位贵妇的画像》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精神情况。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爱与刘易舍姆》，则透露出雾霾对独居女性的潜在危险。

  马克吐温到烟雾弥漫的伦敦演讲厅演讲“艰苦岁月”，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观众摸索着来到这里，几乎看不见台上的他，他只好缩短了这场不幸的讲演。马克吐温抱怨这团看不透的黑暗雾霾，这让人们明白，遍布伦敦的黄色浓雾不单单是街头才有。

  如今任何一部关于“开膛手杰克”的电影，如果没有硫磺雾霾的背景，就不可能完整，尽管开膛手所有凶杀案都发生在晴朗干净的夜晚。荧屏上的福尔摩斯也几乎伴着雾霾，甚至比华生还要形影不离。雾霾让福尔摩斯想象一个谋杀犯是如何悄悄走过浓雾，“如同猛虎走在丛林，只有突袭时才现出身形。”尽管柯南道尔在这部作品中很少提到雾霾。

  “雾都伦敦已不复存在。”科顿最后总结道。但事实上，从她的书却可以窥见完全不同的结论。打开电视，或者阅读一本小说，会发现雾霾已经远不再是伦敦的怪天气，它是英国文化氛围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