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的社会需要明星评论家

  4月21日，《新京报》评论作者共聚，为一套书“庆生”。这套《新评论》结集了《新京报》创刊以来的评论精华，那些星光闪耀的文字，或深刻或微小地影响着大历史的小进程。

  多元社会呼之欲出，评论复兴的时代仿佛已然到来，“京报沙龙”邀请部分评论作者，探讨“评论推动历史”、“评论的批判责任”、“明星评论家”、“博客时代的报纸评论”等热点话题。

  童大焕：评论事关时政，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无时不刻不在“关心”你。比如说你只想摆摊做个小生意，但城管会不会来没收你的摊子，有多少部门来收你的税和费，这就是政治；你只想种地，但政府会不会来征你的地，会不会“逼农致富”，这也是政治。

  李文凯：举个例子，《南方都市报》关于洛溪桥该否收费的系列社论可以说是一个例子，它们促成了洛溪桥收费的停止，老百姓因此省下了过路费。

  雷颐：在开放的社会，评论员本身就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与他本身有关，他的视角本身就不会脱离老百姓的视角。我举自己的例子，我给《新京报》写的“小升初”的评论，“小升初”的评论每发表一次，就有大量的人给我打电话，市民们都觉得和我有共鸣。

  王爱军：评论本来就是言百姓之所言，《新京报》也设有普通读者表达草根声音的“来信”栏目。我的一个朋友给我说过一件小事，他经常读评论，评论常常谈到“路权”的分配，他深有感触，现在开车，遇到过马路的人，他会主动减速让道，因为他知道马路有步行者的一部分。

  张国庆：一个成熟国家里，评论起到的是柔和的推进作用，但柔和中又不失坚强。

  李文凯：近年最有影响的评论，也许还要算《南方都市报》就孙志刚事件刊发的评论《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它比新闻报道本身更直接地掀起了就废除收容制度的大讨论。

  童大焕：很难说某篇具体的评论直接改变了什么，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评论的作用，法学家上书，恰当的时机，这些都是因素。评论一方面体现表达的力量，有时“代表的声音”，另一方面也在影响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他们中有人会将其变成人大的议案、政协的提案，比如户籍和高考改革。

  雷颐：《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谈到转业军人经过草草培训就投入到司法机关公检法行业的问题。这个评论在当时引起了轩然，但事实上证明，我们有关部门就是按这个做了，现在对法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张国庆：拿西方来举例，美国的移民政策在去年闹得很厉害，众议院出过一个非常强横的法规，要打击管制移民。这件事出来后，很多评论家站起来从社会稳定、发展、人权的问题进行评论，这些评论起了警醒作用，让社会冷静下来，同时也将一些力量发挥出来，保障了移民的利益。

  雷颐：我觉得批判也是建设，建设也需要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不能将这两者对立起来。

  李文凯：林达曾经介绍过，美国的一本公民读本教材的一篇文章就这样写道：假如政府做错事，你严厉批评政府，那是希望它改善，这就是建设性。假如你明明发现国家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你却还是说走的好，那是一种毁坏的态度。

  张国庆：批判性和建设性都是需要的。因为有些事情需要促动，需要，包括一些不好的现象。但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也需要建设性的东西。

  王爱军：打一个比喻，要拆除一片旧建筑，先要明白将要以什么新建筑来替代它。二者没那么清晰的界限。我们提倡“建设性”，是要求评论者要有这样的自觉意识，作出专业性的有“附加值”的理性判断，是有建设性的批判，而不会仅仅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童大焕：《新京报》的各种评论形式兼备，宽容而达成观点的平衡。无空洞理想主义而有现实关照情怀。

  李文凯：《新京报》的评论特色是理性，建设性；多元与包容。《新京报》关于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的系列评论，有力地促进了事态的改观。

  张国庆：近几年来，社会重大变迁问题上，《新京报》基本是不缺席的，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评论比较多，比如说关系到农民工问题、教育问题、市政建设方面。点点滴滴，推进变化。

  雷颐：《新京报》评论特色就是学者的民间视角。有一次你们做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评论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提醒我们别忘记历史，别忘记罪恶，特别是让人们通过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灾难又该怎么样来认识。

  王爱军：2005年圆明园事件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们对这个事件先后发表了14篇的社论，对事件的进程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北京市曾针对乞丐设立“禁讨区”，我们先后发表了一百多篇评论，最终北京市表示不会设立禁讨区。

  李文凯：当然需要，即便是表达的欲望相等，但表达的能力肯定不同，明星评论家或者能言人所未言，或者能言人所不能言。

  周庆安：明星评论家就是舆论领袖，公众需要明星评论家来发表维护他们利益的文字。

  童大焕：关键是有没有媒体肯拿出足够的版面和薪水来培养职业评论家，像当年的李普曼一样。顶级评论家的薪酬应该不低于顶级教授。

  张国庆：西方的媒体大报专栏作家做了几十年，几代人都对他产生好感了。从十多岁看到退休，对读者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好的。优秀的评论家不仅是报社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

  王爱军：中国的专栏作家起步起步，需要一些时间来培养，一方面，媒体要给他们以平台，另一方面，专家要“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用新闻评论而不是学术论文的形式，在媒体上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样，明星评论家就会在中国诞生，这样的“明星”，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而是通过负责任的文章在公众中自然而然地诞生的。

  雷颐：我觉得评论家与明星还是不同的，所以不能称为明星评论家。只是有些评论家很有威望，他的言论一出，很多社会舆论就相信他。他不是捧出来的，他的见解就是比很多人深刻，而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他的预言。他们是资深、权威的评论员，我们别把他们当做电视明星一样。

  童大焕：秦晖、周天勇、薛涌、林达、叶檀等等。我心目中的优秀评论人标准，一定要有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坚定的立场，深沉的人间情怀，打通人文与制度，融会经济与法律。

  李文凯：长平，观点有洞察力，文字有穿透力。林达，娓娓道来，举重若轻。吴向宏，深入浅出，别开生面。

  雷颐：鄢烈山、英、徐友渔。很犀利，很尖锐。鄢烈山是写杂文出身的，语言更活泼一些。徐友渔，学西方哲学的，很多评论有西方哲学传统知识在背后的支持。英主要搞农民问题，对社会很了解。现在都关注草根、民生，但不见得有好的见解，而英的见解很深刻。

  童大焕：人人都是评论家的博客时代，报纸评论的地位更重要了！有了互联网，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几秒钟内可以传遍全世界。人们在它的面前更加茫然和无所适从，哪里才有我最需要的信息？报纸评论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李文凯：人人都能写评论，但显然未必人人都能写好评论。现在的局面，只能说明，过去那种刊发低水平评论——按我们的说法叫做说正确的废话——的局面必须改变。在中国的当下，报纸评论存在的另一个价值是，以强烈的立场感来充当阵地。

  张国庆：博客是个人行为，只要不攻击别人，也不受法律、社会约束，只是一种自我表达。

  但是局限性也在于此，因为表达太自由、太随意了。评论能影响社会，首先是有责任意识。很多博客是不负责任，说话成本低，说了就拉倒，媒体不一样，每天都要出，有稳定的阅读群，影响力就超出了博客。

  雷颐：博客是人人都可以讲。报纸毕竟要经过删选，经过过滤，更有自己的一个观点，更严肃一点，更深沉一点。更深沉，更理性，这就是报纸评论的价值。

  《新评论》结集了《新京报》创刊以来的评论精华，记录了《新京报》用评论影响历史的甘苦进程。